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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石夹沙，抗冲性较强；杨家垴以下的沙质洲滩由悬移质细沙塑造，滩面可达多年平均洪水位以上，
滩体抗冲性较弱 ［11］ 。此外，以藕池口为界，上荆江为微弯分汊河型，两岸堤距较小，河道受堤防约束
强，河漫滩较窄，江心洲滩较多；下荆江为蜿蜒型河道，两岸堤距较大，河槽蜿蜒摆动时所受约束较
弱，两侧河漫滩较宽。还有许多研究指出，下荆江监利至城陵矶河段内的水沙输移和洲滩塑造明显地
受到洞庭湖出流顶托的影响 ［15-16］ 。然而，尽管这些特点已得到广泛承认，但基于河段尺度的系统分析
在建库前后都较为缺乏，难以对洲滩变化形成整体认识。
对于洲滩的冲淤变形，许多研究已指出，由于洲滩处于多年平均水位与最高洪水位之间，不同高
程位置受到不同量级洪水的塑造作用，因而洲滩变形与汛期来水来沙存在敏感的响应关系 ［17］ 。在荆江
河段，殷鸿福等 ［18］ 基于长江中游各站的实测水沙资料，认为三峡建库前荆江主槽以微冲为主，而平滩
水位以上的边心滩和河漫滩持续缓慢淤积，并且这种淤积主要发生于大洪水年。三峡建库后，荆江河
段的水沙搭配关系调整在汛枯期并不相同 ［19］ ，这将导致荆江河段内高、中、低不同位置的洲滩形态呈
现出差异性。赵维阳等 ［11］ 分析了三峡水库运行初期一些洲滩的调整过程发现，洲滩由建库前的淤积状
态转变为低滩冲刷、高滩淤积。由此可见，在三峡建库后的变化水沙条件下，不同高程的洲滩冲淤应
具有显著差异，但该方面的规律认识目前尚不够清晰。
洲滩变形分析主要受制于观测资料的时空分辨率。常用方法中，地形法直接基于河道地形观测，
能详细反映冲淤空间分布，但其成本高、时间间隔大，无法体现冲淤发生的时机，有时还受测量范围
影响而使高滩处的冲淤计算方法存在局限 ［18，20］ 。输沙量法基于河道进出口水沙观测资料，其时间分辨
率较高，能够识别冲淤发生时机，但却仅能反映区段总体冲淤情况，无法识别具体的冲淤部位，只能
作为洲滩变形规律分析的辅助手段。近年来，遥感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河流和湖库的地貌监测 ［21-22］ ，具
有范围广、周期短且信息量大的优点，能够较好弥补地形数据时间分辨率低的问题。但受限于云雾遮
挡、洲滩植被与水体交叠等因素，利用遥感数据分析洲滩变形仍具有一定挑战 ［6，23］ 。除此之外，荆江
河段的洲滩变形还受河道（航道）整治等人类活动影响，对其规律的分析同样依赖于详细观测资料。因
此，能否通过多源数据相互融合和多种方法优势互补来增进对荆江洲滩变形规律的认识，仍有待
探索。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以荆江河段为研究对象，以网格地形法为主、以输沙量法与遥感解译法为
辅，基于多种数据相互配合开展 3 方面工作：（1）从河段尺度归纳不同区段、不同高程的洲滩面积对三
峡水库运行的响应特征；（2）选取代表性洲滩，从局部尺度识别不同类型洲滩变形的差异性；（3）分析
三峡建库前后的洲滩植被适宜区面积分布，评估洲滩变形在其中的影响。

2 研究区域及数据资料

2.1 研究区域概况 荆江河段上起枝城水文站，下至城陵矶站，长约 347 km，其南岸有松滋、太平、
藕池三口分泄水沙入洞庭湖，经湖泊调蓄后又于城陵矶汇入长江。本河段以藕池口为界分为上、下荆
江，上荆江以微弯分汊河型为主，下荆江则为典型的蜿蜒型河道。河段内河床组成在杨家垴以上为卵
石夹沙，杨家垴以下则为沙质。考虑到河道形态及河床组成沿程差异，本文将荆江河段划分为枝城—
杨家垴（枝—杨）、杨家垴—新厂（杨—新）、新厂—监利（新—监）、监利—城陵矶（监—城）4 个区段。
其中，枝—杨代表上荆江沙卵石河段，杨—新代表上荆江沙质河段，新—监、监—城分别代表下荆江
范围内受洞庭湖出流顶托较弱和较强的区段。
本文所定义的洲滩，是指两岸堤线之间基本河槽以上部分，包括主槽两侧的河漫滩和河道中的
边、心滩，如图 1（a）所示。由图可见，受堤距限制以及沿程节点控制，上荆江河段内以位于河道中的
心滩或紧邻河道的边滩为主，而下荆江河段内洲滩则以主河道两侧宽阔的河漫滩为主。为显示洲滩形
态特点，选取了河段内的部分心滩，其自上而下的分布情况以及平面形态如图 1（c）所示。可见，枝—
杨区段内，由于洲滩组成以卵石夹沙为主，滩面普遍较为低矮，仅在尾部存在上覆黏性颗粒的沙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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